本報記者 江海波 實習記者 林靜 廣州報道

——專訪廣州社科院產業與企業管理研究所所長尹濤

當下，中國的制造業可謂禍不單行。一方面出口形勢很嚴峻，另一方面則是這些年來雖一直呼吁提振內需，但內需卻又一直沒提上來。而出口乏力和內需不足又進一步導致了制造業投資疲軟。針對中國制造業目前面臨的危機，廣州社科院產業與企業管理研究所所長尹濤在接受《華夏時報》記者專訪時表示，必須要戒掉浮躁的想法，要根據經濟規律，逐步改變現存的一些制度設計。

《華夏時報》：你怎樣看待中國制造業目前的處境？

尹濤：過去很長一段時間，我們的制造業發展模式都依賴于廉價土地、勞動力資源與外源性需求。在當時，這種模式確實有好處，因為外部需求剛性很強，這種鼓勵資源投入的制造業發展模式很快就能見效。

今天的制造業危機，簡單來看是經濟發展階段問題，但從更深層次來看，我們的制造業發展的過程中間，還存在一個非常缺乏跟整體經濟相融合的問題。在西方，整個制造業的發展經歷了一個很漫長的過程，但我們現在工業化實際上只有短短三十來年的過程。

我們的制造業發展水平并沒有達到所謂的工業化中后期這個階段，不僅是沒有達到，而且是遠遠沒有達到。如果我們的制造業發展到了很成熟的階段，那么我們的品牌發展水平也應該達到世界前列，但實際上不是這樣的。此外，我們產業的本地化，也就是說與當地經濟的融合還遠遠不夠，我們只是一個加工廠。實際上，我們做的是“項目經濟”，而不是“工業經濟”、“制造業經濟”。我們現在很多地方喜歡爭項目，因為它會影響一個城市政績，但是，很多項目跟當地的產業自身發展并不匹配，形成了“兩張皮”的現象。現在搞產業轉移，這個政策是對的，但不能輕易說，我們制造業已經到了某個階段。

《華夏時報》：中國制造業下一步應該怎么來調整？

尹濤：我們要戒掉一些浮躁的想法，不能想著今天一天就把某件事做成。我們要在一定的歷史背景下去看待經濟發展，不管是企業家還是政府，都要以一種平和的心態來發展制造業，包括面對現在存在的問題。有些問題不是一下子就能夠解決的，因為經濟發展有其內在規律。

當務之急，我們必須改變現存的一些制度設計。中國的體制改革到了攻堅階段，而實際上，我們的一些具體產業政策設計也是有問題的。以產業引導資金為例，對一些關鍵性的產業、前景性產業，確實需要有政策扶植，但實際上，我們的產業引導資金在實際使用的時候，遠遠沒有發揮出這個功能和作用。

《華夏時報》：為什么沒辦法發揮作用？

尹濤：實際上我們很多東西沒有按照市場規則來運行。此外，地方政府在制定經濟政策方面的權力有限，比如減稅，普通的地方政府沒有這個權力。

另外，政府需要好好管治國有企業。例如廣州，這個中國改革開放最前沿的地方，國有企業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占據很重要的地位。我們常說“民營經濟占大半壁江山”，但廣州的民營企業進入制造業很少，跟浙江不一樣，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。

現在我們看到武鋼拿“四萬億”里的錢去養豬，都覺得是一件很搞笑的事情。政府應該要通過一些手段，一些政策、激勵機制引導這些企業進入我們實業的領域、產業領域，讓金融資本和實業資本融合。

《華夏時報》：中國的制造業缺乏高素質的技術工人。從整個國家戰略來看，我們對制造業的后續發展缺乏長遠計劃，我們的職業教育、高等教育似乎對這些問題顯得毫無準備。

尹濤：是，我們的技術工人十分欠缺。我們去高鐵調研，他們告訴我焊高鐵火車機頭的焊工很少，這個工種對技術要求很高。這個現象的背后，是我們現在整個國家缺乏制造業的文化氛圍。我們是一個農業國家，它的工業化需要一個過程，發展經濟、發展工業不能要大躍進。農業國家最容易搞大躍進、喊口號，但發展工業、制造業不能用這種思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