實業經濟對于一個國家而言，重要性不言而喻。在歷年的中國企業500強榜單中，制造業企業幾乎都占50%以上的份額。不過近年來，實業企業的營商環境卻有惡化趨勢，尤其是實業企業的融資成本高企，研發、生產制造本身的成本也居高不下，原本被認為是最為黃金時期的“走出去”機遇，隱約遮蔽上了一層陰霾。

　　日前，在2011中國制造業全球運營高峰論壇上，上海交大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院長周林教授在接受《每日經濟新聞》記者的專訪時表示，目前中國制造業可謂機遇與挑戰并存。“我們有勤勞刻苦的一線工作者，我們有恰逢可以‘后來居上’的好時機，但要抓住這個機遇，還需要企業的覺醒意識和為之付出的汗水。”在周林看來，眼下中國制造企業與國外先進企業相比，在研發能力上存在差距，而要降低成本、追求真正的高效，可以在物流方面加以突破。此外，周林還認為，人才問題是企業發展問題的重中之重。

　　“中國制造業的企業要走‘全球化’路線一定離不開人才。然而，傳統教育制度存在的一些不足使創新型人才極度匱乏。作為培養未來企業管理者與領袖的商學院，也作為國內一流的教育院校，我們有責任走在最前面，為此不斷努力，先‘創新’起來。”周林說。

　　創新應堅定不移

　　盡管尚沒有權威統計數字出爐，但據預測，2010年中國工程機械行業的全部收入可能達到4000億元。以營業額計算，中國已有兩大企業進入2009年世界工程機械公司前十位。但在傳統制造業市場爆發的背后，一系列的困難仍然限制著企業的發展速度及空間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創新問題。

　　根據中國工程機械工業協會的數據，2009年，徐工集團、中聯重科兩家企業分別以收入35億美元和30億美元列“全球營業額最大的機械企業十強”榜單的第九位和第十位。然而，名列前三甲的美國卡特彼勒、小松（日本）、日立建機（日本），銷售額分別為181億美元、137億美元和60億美元也就是說，卡特彼勒一家的全球銷售額，占到中國當年銷售額的39%。中國企業與前幾位的銷售額差距依然不小。

　　“中國業內要產生世界級的大型企業，還是有機會，但依然面臨不少考驗。比如，企業的管理模式和技術需要創新。”周林對《每日經濟新聞》記者坦言，“除戰略、思路上要有創新外，在開發、新品生產等方方面面同樣需要創新。”

　　周林認為，中國制造業企業的研發水平，尤其是在“高精尖”技術上，依然與國外存在不小差距。首先是核心零部件、核心技術，這些一直掌握在海外個別企業手中，這始終是國內企業老總們無法忽視的問題，“比如寶鋼集團，雖然在制鋼、煉鋼方面的能力卓越，但是參觀過工廠后不難發現，他們的鍋爐等煉鋼設備全部依賴進口。”

　　事實上，目前中國機械行業的大部分液壓件、傳動系統等，都需從國外進口。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，在國內企業產能迅速擴張的同時，海外零部件企業經常會拖延供貨周期、供應量也不足。至于如何追趕這不可能一蹴而就的研發技術水平，周林建議：“想要在研發上獲得最好的效果，就要參與大型研究項目，站在更高的視野上看市場，從而掌握世界最先進的技術。”

　　人才問題是關鍵

　　有業內人士把中國制造業企業的發展歸類為三個階段：第一個階段是我們引進技術，消化吸收，生產出了產品；第二個階段是大量的消耗吸收，擴大生產，降低成本，讓中國人用得起這種產品；第三個階段是中國的產品大量走向世界市場。

　　十多年前，中國媒體所關注的是，國際化的企業如何走進中國。但今天，我們看到的不僅是中國企業走向全球這樣的趨勢，而且還看到了中國的企業“正在”走向海外。不過，隨著人口老齡化問題日益嚴重，以及未來制造業的高技術化趨勢，不僅僅是中國，包括美國制造業在內，都面臨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人才短缺。

　　對于中國人才問題，制慧網首席戰略顧問瀟然博士認為，“從經濟學供應和需求的角度講，中國的人才供應可以想象為一個很‘扁平’的三角形，這個高度代表了人才的質量和全球化水平。但是，外企在中國的需求是一個比較‘高起’的三角形，這意味著比較低端的勞動力可能供過于求，而在中高端部分則供不應求。”

　　對此，周林院長表示認同。他認為，就像中國制造業亟需創新能力和技術一樣，中國人才之所以面臨瓶頸，也與傳統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并未發揮出學生的創造力有直接關系。

　　“以‘應試’為目標的教育制度，讓大多數畢業生關注的焦點僅僅是考試。背書、做題，成為了他們的主要任務，這讓創造性大打折扣。”周林認為，這就是為什么中國很難誕生一個像史蒂芬·喬布斯（StevenJobs）這樣的企業家。

　　不過周林表示，事實上，國內的許多高等學府已經意識到了上述問題。尤其是對旨在培養中國企業未來領袖的商學院而言，更應該注重創造、創新意識和實踐的培養與結合。“安泰在課程的設置上已經開始以鼓勵學員創新，乃至創業為導向。我們希望學員通過在安泰的學習，收獲到的不僅僅是管理理論的知識，更多的是在模擬實踐中，真正掌握和運用這些方法。”周林說。

　　對于中國制造業企業在走向全球過程中，如何實現本地人才與海外人才的戰略轉變問題，周林也表示感同身受。在全球化的過程當中，不同的價值觀、不同的原則和不同的管理和領導的方式，特別是對東方世界和西方世界來說都是各不相同的。

　　“在西方社會一個良好的經濟管理人，到了東方可能就不適應了。這樣的問題在外資企業初入中國市場時會遇到。關鍵是，中國企業應該意識到‘入鄉隨俗’，明白不同市場存在的不同差異，并為此做足充分的思想和戰略準備。”周林指出。

　　“低成本戰略”時代已經過去

　　中國“世界工廠”的地位，很大一部分依賴于低廉的成本。從傳統意義上講，中國制造業的成本優勢，主要由三部分組合而成：第一個部分是數目巨大的廉價勞動力；第二個部分是改革開放急劇降低了中國經濟的制度成本；第三個部分是人力資本增長得很快，有利于生產活動的觀念、知識和信息大范圍傳播。最突出的是，大規模制造的組織知識在中國有了用武之地，這種知識的進步，是中國成本優勢的重要來源。然而，隨著經濟內外部環境的不斷變化，上述優勢已經漸漸顯現了不同的變化。

　　周林認為，從整體上講，有三方面集中反映了低成本的優勢變化。“第一個是勞動力市場的變化，一些地方出現了所謂‘民工荒’，其實就是勞動力供求形勢在局部上、階段上的變化。這些變化對于提高中國工人、尤其農民工的待遇，有積極意義。但是從競爭上看問題，人工成本的上升，要有消化能力；消化不了，競爭優勢就減弱；第二個是能源緊缺，這集中在油、煤、電的供應上；第三是土地，也是數量管制，地價和房租沒有完全反映短缺。比如像華為、中集這樣的一流企業，要擴大生產，土地也是很大的限制因素。”周林認為，對現代制造業企業而言，“低成本戰略”已經不再行得通。

　　周林介紹，有研究表明，以越南生產為例，它的人工成本幾乎是中國的一半，但如果是生產一項技術含量較高的產品，加上研發、生產等后續步驟之后，越南的整個生產成本卻要比在中國高出1.7倍。

　　“這也就是說，企業現在最有效的戰略是從全產業鏈上著手。”周林表示，只有提高整個生產供應鏈的效率和水平，才可以有效降低總體成本。